兰亭序

《兰亭序》描述了兰亭的景致和王羲之等人的集会乐趣，抒发了作者盛世不常“修短随化，终期于尽的感叹。

永和九年，岁在癸丑，暮春之初，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，修稧事也。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。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；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带左右，引以为流觞曲水，列坐其次。虽无丝竹管弦之盛，一觞一詠，亦足以畅叙幽情。　　是日也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极视听之娱，信可乐也。　　夫人之相与，俯仰一世，或取诸怀抱，晤言一室之内；或因寄所托，放浪形骸之外。虽取舍万殊，静躁不同，当其欣于所遇，蹔得于己，怏然自足，不知老之将至。及其所之既倦，情随事迁，感慨系之矣。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，犹不能不以之兴怀。况修短随化，终期于尽。古人云：“死生亦大矣。”岂不痛哉！　　每览昔人兴感之由，若合一契，未尝不临文嗟悼，不能喻之于怀。固知一死生为虚诞，齐彭殇为妄作。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悲夫！故列叙时人，录其所述，虽世殊事异，所以兴怀，其致一也。后之览者，亦将有感于斯文。

《兰亭序》——王羲之，永和九年，正值癸丑，暮春三月上旬的巳日，我们在会稽郡山阴县的兰亭集会，举行禊饮之事。此地德高望重者无不到会，老少济济一堂。兰亭这地方有崇山峻岭环抱，林木繁茂，竹篁幽密。又有清澈湍急的溪流，如同青罗带一般映衬在左右，引溪水为曲水流觞，列坐其侧，即使没有管弦合奏的盛况，只是饮酒赋诗，也足以令人畅叙胸怀。这一天，晴明爽朗，和风习习，仰首可以观览浩大的宇宙，俯身可以考察众多的物类，纵目游赏，胸襟大开，极尽耳目视听的欢娱，真可以说是人生的一大乐事。　　人们彼此亲近交往，俯仰之间便度过了一生。有的人喜欢反躬内省，满足于一室之内的晤谈；有的人则寄托于外物，生活狂放不羁。虽然他们或内或外的取舍千差万别，好静好动的性格各不相同，但当他们遇到可喜的事情，得意于一时，感到欣然自足时，竟然都会忘记衰老即将要到来之事。等到对已获取的东西发生厌倦，情事变迁，又不免会引发无限的感慨。以往所得到的欢欣，很快就成为历史的陈迹，人们对此尚且不能不为之感念伤怀，更何况人的一生长短取决于造化，而终究要归结于穷尽呢！古人说："死生是件大事。"这怎么能不让人痛心啊！　　每当看到前人所发的感慨，其缘由竟像一张符契那样一致，总难免要在前人的文章面前嗟叹一番，不过心里却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我当然知道把死和生混为一谈是虚诞的，把长寿与夭亡等量齐观是荒谬的，后人看待今人，也就像今人看待前人，这正是事情的可悲之处。所以我要列出到会者的姓名，录下他们所作的诗篇。尽管时代有别，行事各异，但触发人们情怀的动因，无疑会是相通的。

王羲之（303年—361年，一作321年—379年），字逸少，东晋时期著名书法家，有“书圣”之称。祖籍琅琊(今属山东临沂)，后迁会稽山阴(今浙江绍兴)，晚年隐居剡县金庭。历任秘书郞、宁远将军、江州刺史，后为会稽内史，领右将军。

王羲之品格高洁，德才超凡，时人称其“清贵人”；在庾亮(晋明帝穆皇后之兄)任征西将军时王羲之被“请为参军，累迁长史”。庾亮“临薨，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，迁宁远将军，江州刺史”。鉴裁，观察和衡量他人的才能与德性。唐太宗李世民倾慕王羲之的人品和书法技艺，“心慕手追，此人而已”，亲笔撰写《王羲之传》载人《晋书》。评价王羲之性格“以骨鲠称”，骨鲠，耿直、正直。“尤善隶书，为古今之冠”，称赞王羲之书法笔势“飘若浮云，矫若惊龙”，并且全文收录了《兰亭集序》。　　王羲之“既少有美誉”，被朝廷“频召为侍中、吏部尚书，皆不就。复授护军将军，又推迁不拜”。面对挚友扬州刺史殷浩的劝说，王羲之回信表明心迹：“吾素无廊庙志……若蒙驱使，关陇、巴蜀皆所不辞。吾虽无专对之能，直谨守时命，宣国家威德……若不以吾轻微，无所为疑，宜及初冬以行，吾惟恭以待命。”，　　“羲之既拜护军，又苦求宣城郡(晋宣城郡即今安徽宣城)，不许，乃以为右军将军，会稽内史。”　　从以上史料可知，王羲之渴望能去关陇、巴蜀等边地有所作为的心愿未得实现，转而希望离开朝廷，到地方上去做些实事的请求也未得朝廷准许，才任右军将军、会稽内史。两段史料引发我们思考的是：王羲之所说“若不以吾轻微，无所为疑”的“疑”指什么而言?即朝廷会为什么而疑?退而“苦求宣城郡，不许”，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?　　王羲之的家族琅琊王氏曾为西晋士族。“王羲之字逸少，司徒导之从子也……父旷，淮南太守，元帝之过江也，旷守创其议。”晋元帝“永嘉初，用王导计，始镇建邺(南京)”，东晋建立，王导官至丞相。由此可知，当时的王氏家族是可以对朝政施加影响的望族。《晋书》对王氏家族的主要成员：王导、王舒(导之从弟)、王廙(导之从弟)、王敦(导之从父兄，曾图谋擅政)等人及他们的子孙辈均有传文记载，惟独对王旷只在儿子王羲之的传文中略被提及。一种说法：王旷曾率军战于山西，在恶战中数百名战将阵亡，而王旷未战死沙场且下落不明；他的名字从此便从史书中消失了(央视10频道：中华文明五千年?书圣诞生)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中，身赴国难，杀身以成仁，舍生以取义，马革裹尸还，还是封建官吏和士大夫文人的不二选择；在如此沉重的文化背景中，无论何种原因，一位有影响的官员没有战死沙场，却“下落不明”，他的后人怎能不被统治者“疑”呢?　　永嘉南渡，异族入侵，半壁江山沦入敌手。士人们弃家别土，仓皇南奔，真正体味到了国破家亡的悲痛。少年王羲之由叔父王导抚养成人(一说由王廙抚养)。因此，“以骨鲠称”的王羲之渴望着去边地建立功业，为父亲洗雪耻辱，便成为他可能的也是必然的选择。　　一方面，王羲之希望东晋王朝北伐并获得成功；另一方面，他也清醒地看到了社会政治的弊端、国力的空虚，不宜仓促北伐。　　在殷浩北伐失败后，王羲之在与殷浩书中分析：“自寇乱以来，虚内外之任者，未有深谋远虑，括囊至计，而疲竭根本，各从所志……忠言嘉谋弃而莫用，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。”希望朝廷修明政治：“任国钧者，更与朝贤思布平政，除其烦苛，省其赋役。”　　在与会稽王笺陈浩不宜北伐并论时事中写道：“夫庙算决胜，必宜审量彼我，万全而后动。”“今功未可朝，而遗黎歼尽，万不余一。且千里馈粮，自古为难，况今转运供继，西输许洛，北人黄河。虽秦政之弊，未至于此。”　　当时，南方地区发生饥荒，“羲之辄开仓振贷。然朝廷赋役繁重，吴会尤其，羲之每上疏争之，事多见从。”　　在与谢安书中，王羲之为吏治的腐败担忧：“仓督监耗盗官米，动以万计。”“近检校诸县，无不皆尔。余姚近十万斛，重敛以资奸吏，令国用空乏，良可叹也。”　　由以上史料可知：正直、清醒、务实，救百姓之急难是王羲之的为官之道。但是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，东晋王朝多数贵族偏安江南，不思进取，国家无力恢复；王羲之渴望有所作为而不能，其内心无法明言的悲哀和无奈便可以想见了。　　而家族的遭遇更让王羲之悲愤之极。在《丧乱帖》中他写到：“羲之顿首，丧乱之极，先墓再离(罹)茶毒”，“痛贯心肝，痛当奈何!”“临纸感哽，不知何言。羲之顿首顿首。”中国自远古以来就有崇拜祖先、崇拜鬼神的伦理文化传统，祖先的坟茔一再遭到毁坏，这对于家族和后世子孙来说是不能容忍的摧残和耻辱!　　《丧乱帖》中的“临纸感哽”与《兰亭集序》中的“临文嗟悼”不仅仅是行文句式的整齐对称和呼应，更是王羲之内心悲愤之情的共鸣和迸发。　　永和九年的兰亭聚会是王羲之任会稽内史两年后的第一次聚会，也是他一生中组织的惟一一次兰亭聚会。源于战国时的三月三禊日在晋代也不仅仅是一种祈福消灾的仪式，还是迎接祖先灵魂归来的节日和仪式。此时，东晋王朝国力日渐衰败，再也无力北伐了；王羲之的地位变得十分微妙。出于对时局深深的失望，加上官场之中人事倾轧，“以骨鲠称”的王羲之耻于屈人之下而受制于人，“誓墓”之后，于永和十一年辞官回归山水，带着他的悲愤、失望、遗憾与无奈，永远地离开了官场。但是，时势却为中国书法史造就了一位伟大的书法家。